陈慧被称为“菜场作家”，关于她的描述，大多是这样：上午是在余姚市梁弄镇菜场流动摆摊的小贩，皮肤被晒得黑黄股票实盘交易，嗓门自带吆喝般的高亢；下午在家安安静静靠窗写作，出了三本书，过着“双面人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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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底，陈慧出了新书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。从发泄婚姻不幸到成为评论家谢志强眼中的“南方的李娟”，从被很多人歧视的流动摊贩到在嘈杂的菜场尽量寻找自由，陈慧也承认，“在不体面里找到自己的体面，这就是我比别人强的地方”。

经出版社授权，第一财经选取书中部分篇章，以飨读者。

昌铜匠已经去世好几年了，可还是不断地有人拎着旧锅、坏茶壶来我摆摊的岔路口打听他的去向：“三三，原来那个换锅底的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努努嘴，说：“他早就不在了。”

手上拎着旧锅的人含含糊糊“哦”一声，仍不死心地朝着几十米外的信用社门廊边望了又望，似乎那个在他们记忆中占了一席之地的老先生只是溜达去了别处——多等一会儿，说不定他很快就回来了。

信用社门廊右边的那一块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，曾经是昌铜匠的地盘。他放了一张长方形的木桌，桌面以及桌子四周堆满了杂七杂八的工具和零件。

我不知道这里的人为什么要叫他铜匠，事实上，我并没有看到他的摊子上有大件的铜制品，他平常干得最多的事情只有三样：修高压锅，配钥匙（有点像铜料），换铝制的锅底、茶壶底。他的生意很好，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，但凡我推着小摊子打他那儿经过，总看到他在埋头细作――要么是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仔细地打磨钥匙，要么是举着一只小锤子叮叮当当地敲着白铁皮。

我从没有光顾过昌铜匠的生意，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不算很好。生意人讲究笑脸迎人、和气生财，昌铜匠貌似并不在乎这个。他习惯性地绷着脸，说话声音又高，还不定时地轰走几个他不待见的顾客。有些顾客还了他定下的价钱，或者是否定了他引以为豪的手艺，他当场就翻脸，干干脆脆连他们的生意都不愿意接了，直接叫人家走人。他仗着手艺精湛，不怕得罪人――反正他的生意忙得很，多做几个，少做几个，无所谓。街道两边铺里的人都说昌铜匠挣钱不少。可是即便挣钱多，我也没见他吃得多好、穿得多好。早饭，他坐在摊子后面啃两只芝麻烧饼。香气扑鼻的点心店就开在信用社隔壁，炒面、炒年糕、鲜肉馄饨，热乎乎的，样样有，可除了五毛钱一碗的豆浆，其他一律与他无关。

是不爱吃，没时间吃，还是舍不得吃？难说。

他的衣着打扮还停留在几十年前。春秋两季是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前面有四只方方正正的口袋；夏天，一件白色的圆领老头汗衫，一条黑色西装短裤；冬天，就更没什么好讲的了，从早到晚，都是一件蓝大褂子，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夹呢子鸭舌帽。

我忘记我是哪一年和昌铜匠成为朋友的――好像，也没有达到“朋友”的地步，只是每天都碰面、碰了面一定会相互招呼一下的熟人。

清晨五点多，街上的行人还是稀稀疏疏的，我站在马路边上响亮热情地喊他一声“阿伯”，就像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位老年人一样。起初的几次，他仅仅是抬头望望我，勉为其难地点个头。再后来，我喊他的次数多了，他那张严肃的大圆脸像水波纹一样慢慢地、慢慢地舒展开来了，常常不等我先出声，他已在几米开外扬声叫我的名字：“三三，侬来得嘎早！”

昌铜匠比我出摊更早，都是天还未亮透就来街上了。七十岁左右的人了，一年到头，天天如此。我问他：“阿伯，你的生意又不用急着赶市头，干吗来这么早？”

他取下唇上的香烟，掸掸烟灰：“人老了，夜里睡不安稳，早早醒了。”昌铜匠抽烟的方式别具一格。别的人，多半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烟送到嘴边抽，他无须用手，他的香烟是粘在下唇上的，随它燃着，居然也不掉。他超然地干着活，想起来就抿起双唇抽一口，从鼻孔里缓缓地放出两道烟。那架势，无端地使我这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心生怀疑，怀疑他是借着铜匠的身份隐藏在市井多年的绝世高手，指不定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，他老人家厌恶了这喧嚣的市景，就会放下手上干了一半的活计，施展“旱地拔葱”的轻功跃上马路对面的屋脊，两三个起落，不见踪影。

昌铜匠确实有一段时间突然地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，但并不是像武侠电影里的大侠那样云游四海去了，而是住了院。他再次出现在菜市场里，已经是几个月之后。他坐在一张老式轮椅上，明显瘦了一圈，上眼皮子肿着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哭得一脸口水、鼻涕，神情崩溃得像个被全世界遗弃了的孩子。他一边呜呜地哭，一边不停地念叨：“三三，我的脚没有了。三三，我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。”

我被他那悲伤无比的哭声惊到了：他原本是那样强硬的一位老人。言语强硬，说起话来，不拐弯，不迎合；干活强硬，每天起劲儿地敲打着白铁皮，精力充沛，无坚不摧。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他会一直敲打到天荒地老。可是，这些都是包裹在生活之外的表象，病灾的大手轻轻一挥，他顿时袒露出了老年人的脆弱和无助。

他哭了很久。等他情绪平复些，我劝他：“阿伯，你不要难过，尽量往好处想想。有些人住院后半身不遂，长年累月地躺在床上。你的情况还不算顶糟糕，有这张轮椅托着，你来街上转转是完全可以的。多活动，勤锻炼，一定会恢复的。”

“你说――我以后还能恢复？”他抬起头，满怀希望地看着我，被泪水冲刷、浸泡过的两颊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光亮。

我用力地点点头：“你肯定会好的！”

他坐上轮椅之前，住在马路对面的一条弄堂里，收了摊，走不了几步便能到家。行走不便之后，社区安排他搬进了敬老院。到了这份儿上，我才听到和他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他：“昌铜匠也罪过（可怜）的，单身汉一个，无儿无女。病成了这个样子，日子要咋过呢？”

咋过呢？还不是照常过。

敬老院到菜市场有很长一段路。昌铜匠摇着他的轮椅，很早就来了，只不过，他从站着干活变成了坐着干活。他在大腿上垫了一块黑色的皮围裙，锅横躺在皮围裙上，他叮当叮当地敲着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，我总觉得，他敲出来的那些声音，再不如以往那样轻快动听。

他不买我的打火机了。他告诉我：“三三，医生讲过了，不能抽烟。”

我说：“老早让你不要抽烟，你听不进。”

他以往三天两头地买我的打火机，大早上的，抽一口烟，喀喀地咳嗽几声。我劝过他好多次，叫他戒烟，他总是不以为意。病了一场，觉悟一下子提高了。

与之一同改变的，是他对顾客的态度。他的摊子上，生意还是那么源源不断。真是想不通，这个巴掌大的小镇，哪来那么多的旧锅、坏壶呢？忙归忙，他的言语软和了许多，对人开笑脸的时刻居多，动辄粗声大气的脾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收拢了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，他变成了一个温和的、安静的，和既往判若两人的老头儿。

这世上的人，有多少足够幸运能逃过命运的促狭呢？昌铜匠令我敬佩的是，不管这个独身的老人是迫于无奈，还是顺应了现状，在短暂的颓废之后，他迅速地调整了情绪，回到惯常的轨道上来了。

一个初冬的中午，收完摊摇着轮椅准备向敬老院出发的他，和我在菜市场门口遇上了。我叮嘱他：“阿伯，路上小心点。” 他微微地点点头，答非所问：“三三，好哉啦。我过一天，算一天，做人终究一笔乱账。”

我没吱声，也不晓得能和他说些什么，默默地侧过身给他让道，目送着他缓缓远去。人来车往，不大工夫，他就像落进大海里的一滴水那样，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流。

昌铜匠离世前的几个月，又重新抽起了香烟――依然那么险险地粘在下唇上，让他看起来像个酷酷的大侠。

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

陈慧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·果麦文化 2023年12月

陈慧

“我自己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，觉得我到大城市读书、工作，乡土和我的关系断裂了。接触到这些工友后，发现故乡的人并没有‘死亡’，他们只是跟我一样离开了老家。”

“到现在，我服务的白血病患儿有300多名了，把阿亮放在第一个来写，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阿亮的母亲，我太想写这个人，太想记下这个人了。她在提示我们，不要忽略、忘记底层人的苦。”

魏斯盖特说：“你应该试图在隔离期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事来做。不一定要是快乐的，只要是丰富心灵的经验就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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